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秦朔，頭圖：視覺中國
01
現在請你想象一場關于國家實力的奧運競賽。哪些國家會贏？
競賽項目一共有18個。
經濟/金融地位（債務負擔，預期增長率），內部沖突（內部秩序），外部秩序；貿易，經濟產出，教育，創新與技術，成本競爭力，軍事實力，市場與金融中心地位，儲備貨幣地位；基礎設施與投資，個性/文明/決心，地質，資源配置的效率，治理/法治，自然災害，貧富、機會差距與價值觀差異。
每個項目由更細的指標構成。如教育，一半的權重衡量受過各種級別的教育的絕對人數，另一半衡量教育質量，如高校排名、考試成績和平均受教育年限。
又如成本競爭力。如果一國的產出成績最佳，但成本過于高昂，這個國家的狀態就不好。成本競爭力根據質量和生產率因素調整之后的勞動力成本，以及其他生產率指標而得出。
經過建模、仿真和對上億個數據的計算，截至2021年8月，11個主要經濟體的分數由高到低依次是：
美國0.87、中國0.75、歐盟0.55、德國0.37、日本0.30、印度0.27、英國0.27、法國0.25、荷蘭0.25、俄羅斯0.23、西班牙0.20。
上述結果是橋水投資公司創始人瑞·達利歐在其新著《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發布的。達利歐前幾年也出過一本《原則》，談的是生活和工作的原則。這本《原則2》關注的則是世界的運行規律和規則。作者研究了過去500年間世界財富和權力的重大變化，試圖從中找出變化的典型模式、規律、周期和因果關系，并由此為基礎推斷未來。
達利歐在解讀計算機生成的美國數據時說：
“對美國來說，大周期看起來是不利的�！�
首先，美國在其經濟和金融周期中處于不利位置，債務負擔高，未來10年的預期實際增長率相對較低（每年1.1%），美國已經在通過印鈔來將債務貨幣化，雖然美國擁有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地位（對自己很有利），但假如這一地位發生改變，將大大削弱美國的地位；
其次是內部混亂風險大。在不平等方面，美國收入最高的1%和10%的人分別占有19%和45%的收入（這兩個比例在11個主要經濟體中均為第二高）；
再次是外部混亂風險存在，最重要的是美國和中國正在發生重大沖突，中國在迅速崛起，在考慮所有因素的情況下是世界第二強國。
達利歐對中國數據的總體解讀是：
“對中國來說，大周期看起來較為有利�！�
首先，中國在其經濟和金融周期中處于較為有利的位置，債務負擔低（且大部分債務以本幣計價，因此風險不高），未來10年的預期實際增長率相對較高（每年4.3%）；
其次是內部混亂風險適度。在不平等方面，中國收入最高的1%和10%的人分別占有14%和41%的收入（這兩個比例在11個主要經濟體中分別為第三高和第四高）；
再次是外部混亂風險存在。最重要的是中國和美國正在發生重大沖突，美國在衰落，但在考慮所有因素的情況下仍是世界第一強國。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同時發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宣布自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為156美元，外匯儲備為1.67億美元。
2021年，中國的人均GDP為1.2萬美元（按年匯率折算），外匯儲備為32502億美元。
在歷史的大周期里，中國做對了什么？未來還需要做些什么？
02
人類已經越來越數字化，但如果有誰說可以用計算機給各國的現狀和長期前景打分，聽上去還是很不靠譜。不過當事情是由達利歐完成時，就變得值得重視了。
1949年，達利歐出生于紐約長島一個普通中產家庭，1971年獲紐約長島大學金融理學學士學位，1973年獲哈佛商學院MBA學位，之后從事大宗商品期貨交易，1975年創立橋水基金。在波濤洶涌的金融大海上，他穿越了一次次風暴，令橋水不僅活到今天，而且成為世界頭號對沖基金。
在投資生涯中，達利歐一直試圖“充分理解世界的運行方式，以便成功地在這方面押注”。他找到的主要方法就是研究歷史，正如醫生研究病例。他說：“要想預測和應對前所未有的情況，我必須盡可能多地研究類似的歷史案例，搞清這些案例背后的驅動機制�！�
例如，當今世界發生的重大態勢包括：在巨額債務和零利率（或接近于零）的綜合影響下，世界三大儲備貨幣國家大規模印鈔；在各國（特別是美國）內部，由于財富、政治和價值觀差距達到約一個世紀以來的最大程度，政治和社會出現了嚴重沖突；一個崛起的世界大國（中國）挑戰現存的世界大國（美國）和現有世界秩序。
達利歐說，“在我的有生之年里，這些事件從未發生過，但在歷史上曾多次出現”“最近一段與目前類似的時期是1930—1945”。
還有新冠肺炎疫情，“這是另一類我一生中從未發生過但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的大事件”。通過研究歷史，這種自然界中的異常天災，“與最嚴重的經濟蕭條和戰爭相比”，影響力甚至更大。
研究類似的歷史時期，為了是真正理解當前的勢態，應對即將發生的情況。
達利歐發現，就像生物存在生命周期一樣，歷史通常也是通過相對明確的生命周期，隨著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過渡而逐步演進的。同樣的事件受大致相同的原因的驅動而反復發生，同時也在不斷演進，所以通過考察許多相互關聯的歷史事件，可以看到這種演化的典型模式和因果關系，并以此為基礎推斷未來——如果X發生了，那么我們就下注Y。
達利歐的分析框架大致如下：
1. 進化是宇宙中最大的也是唯一永恒的力量。進化是走向進步的上行軌跡，而進步源于適應和學習。
2. 朝著一個方向的走勢中，潛藏著導致反向走勢的要素。這就是周期。人類的本性例如恐懼、貪婪、嫉妒和其他基本情感始終沒有改變，它們是驅動周期發展的重要因素。
3. 進化和周期共同構成螺旋式上行軌跡。進化是一種相對平緩而穩定的進步，而周期則是來回波動的，像鐘擺一樣周而復始。
4. 人類的生產率是驅動世界總財富、權力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最重要的力量。不同群體的生產率增速有差異，其原因是不同的教育質量、創造力、職業道德以及將想法轉化為產出的經濟體制。自古以來，成功的體系一直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文明相處，提出創新想法，透過資本市場獲得資金，將創新轉化為生產和資源分配，從中獲利而得到回報。那些最廣泛地使用人才，并根據個人業績而不是特權來賦予公民責任的社會最可能取得可持續性成功。
5. 改變人類向上進步命運的三大周期是：債務/資本市場周期、內部秩序和混亂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世界秩序會按照一定規律發生周期性的變化，主要表現為世界強權國家的興衰更替，也就是財富和權力的轉移。
6. 有8個主要實力指標可以用來衡量各個經濟體在興衰過程中財富和權力的變化。即：教育、創新和技術、成本競爭力、軍事實力、貿易、經濟產出、市場與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儲備貨幣地位。這8個指標，加上三大周期和其他實力指標，最終形成關于一個國家實力的全部宏觀因子——“18個因素”（也即18個競賽項目）。
透過對過去100年的研究，達利歐預測，與今天相比，未來10年世界人口將增長10%—15%，人均產出將增長20%左右，人均財富將增長30%，平均壽命將延長7.5%。
達利歐的預測在多大程度上是準確的？基于回溯測試，對一個國家未來10年的年均增長率，在59%的情況下預測值與實際增長率的差距在1個百分點以內，在90%的情況下差距在2個百分點以內，與增長率的相關性為81%。
這就是達利歐的研究值得關注的原因，首先，研究不是“拍腦袋”，而是基于一套完整的邏輯、事實和數據；其次，回測表明估測的價值很高。
03
《原則2》中有不少關于中國的內容。
達利歐早在1994年就成立了“橋水中國合作伙伴”，1995年把11歲的兒子麥修送到北京史家胡同小學讀書。2018年橋水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成為境內私募管理人。
他說：“中國是一個正在重新崛起的、多元化發展的強大力量，它不僅向金融投資者開放，而且在以一種創新形式改革金融市場。中國這個市場具備足夠的流動性、深度和廣度。因此，我沒有任何理由不投資中國�！�
在關于中國的部分中，達利歐回顧了中國的歷史和今天的“大周期興起”。
圖：11個主要經濟體在過去500年相對實力的變化
他將中國從1949年到現在的崛起分為三個階段：
1949—1976年，奠基階段；
1978—2008年，第二階段，透過改革開放贏得實力，同時未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
2008年至今，第三階段，鞏固之前的成就，推動中國前進，以在2049年實現既定目標——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最終目標是讓中國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兩倍左右，并讓經濟增長的好處得到廣泛分享。與此同時，中美沖突日益凸顯，全球化走向終結。
達利歐指出，1978年至2008年中國快速發展的原因是：
1. 世界仍處于大周期里的和平與繁榮時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是廣泛被接受的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這包括如下信念：商品和服務應當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產；應當讓人才自由流動，不因國籍受歧視；淡化民族主義，重視全球機會均等和尋求利潤的市場經濟。
2. 改革計劃經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使中國學到了很多東西，吸引了很多外資，成為一個巨大的出口國和儲蓄國。
2012年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誕生。達利歐寫道：“多年來，中國政府積極推行改革政策，旨在開放市場和經濟，管控債務增長，提高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支持創業和以市場為導向的決策（特別是那些中國希望領先世界的產業），建立合理的監管體制，由高度完善的監管機構實施監管，發展未來科技和工業潛能，擴大經濟效益，使其惠及最落后的群體和地區，控制污染和環境退化。但許多人對此仍持有不同觀點。我認為原因如下：a）在進行這些改革的同時，政府收緊了其他管制措施；b）中小企業得到的一些支持（如信貸可得性）不如國有大企業；c）政府自上而下地指導經濟，銀行和企業有時發放不符合經濟效益卻有社會效益的貸款；d）政府扶持企業來實現宏觀目標；e）外國公司在華不能享受與中國公司相同的待遇；f）與主要儲備貨幣國家相比，中國更多地通過協調財政和貨幣政策來管控經濟�！�
從這段話來看，達利歐對于中國經濟的理解很富辯證性，他說，“各國領導人應當妥善管控和協調貨幣與財政政策，以使‘國家’與‘市場’之間取得最佳平衡”。
從我閱讀全書的體會看，中國崛起的最重要原因有兩個。
一是長期主義。
達利歐說，大多數美國人關注的是特定的事件（尤其是當前事件），而大多數中國決策者則從更大、更漸進的視角來看待當前事件。美國人沖動，具備戰術思維，他們為現在想要的東西而戰。大多數中國人具備戰略思維，他們為未來想要的東西未雨綢繆。中國人擁有更長遠的、基于歷史的視角和規劃視野，并把這落實到短期規劃和操作方式中去。
他還說，中國領導人關心的是百年大計，因為100年是一個好的王朝延續的最短時間。他們明白，典型的發展軌跡包含不同階段，每個階段持續幾十年，他們為此進行規劃。中國領導人不僅努力實施規劃，還制定了清晰的標準來評估規劃的表現，而且他們實現了大部分目標。
二是從封閉走向開放。
1984年，達利歐應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邀請首次訪問中國�！爱敃r的中國十分貧窮落后，但我很快發現中國人聰明且有教養。在這方面，中國的情況和我去過的大多數其他欠發達國家不同。那些國家的貧困者似乎生活在另一個世紀，而中國的落后是由于其體制缺乏激勵性，人們普遍無法接觸外部世界。例如，我把10美元的計算器作為禮物送給人們，他們都視為奇妙的裝置。當時所有企業（包括小飯館）都歸集體所有，由集體經營。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職業，從不關心自己的職業前景，努力工作也得不到任何經濟激勵。人們對房屋等各種財產沒有私人所有權，也接觸不到世界上最好的做法和產品�！�
“在我看來很明晰，封閉是中國貧困的原因，所以我相信，去掉這道屏障后，中國的生活水平自然會趕上發達國家，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自然。對外開放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天然良機，而中國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機會，其表現甚至超出了我的最高期望�！�
04
達利歐在《原則2》中還專門用一章的篇幅探討了“中美關系和戰爭”。
中美建交后，有過很長一段“二戰后和平與繁榮時期通常發生的情況”——當領先大國沒有受到威脅，崛起國家還不構成威脅時，崛起國家能從領先大國那里學到很多東西，它們以一種共生的方式合作。除了從學習中受益外，它們還從相互交易中受益，并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利用資本市場從中受益，直到這變得對它們不利。
如今，中美關系中不利的一面正越來越多地呈現出來。達利歐說，歷史告訴我們有五大類型的戰爭：貿易/經濟戰；技術戰；地緣政治戰；資本戰；軍事戰。還可以再加上兩種，即文化戰和自我交戰的戰爭。
這一部分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在談到“爆發不必要戰爭的風險”時，達利歐說，“愚蠢的戰爭往往因針鋒相對的升級過程而發生，在這樣的過程中，對敵方哪怕是小的舉動做出回應都要比被視為軟弱更重要，特別是當雙方并不真正理解對方的動機時。歷史告訴我們，對正在衰落的帝國來說，這尤其是一個問題，衰落的帝國傾向于投入不符合邏輯的戰爭，因為任何撤退都會被視為失敗”。還有一種風險就是“不真實、情緒化的言論在美國和中國都占據了上風，為局勢升級營造出一種氛圍”。
所謂“自我交戰的戰爭”，意思是“敵人就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的強弱主要是由自己控制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明智的做法是國民應該捫心自問，他們和他們的領導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來促使那18個指標向好的方面上升。同時記住因果關系，避免導致衰落的過度行為和分歧。
最后談一下讀完《原則2》后，我個人對中國未來的幾點想法。
1. 中國需要繼續秉持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長期主義，繼續堅持并深化改革開放，只有在開放、富有激勵和競爭性的環境中，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本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激發。和人力資本相關的教育，無論怎樣重視都不為過。中國應該盡可能保持相對主要經濟體來說更高的經濟增長，如果這一點做不到，那對于未來的很多樂觀估計都會大大失色。
2. 中國需要繼續保持憂患意識，保持適當的“延遲滿足”，而不是因為崛起了就熱衷于“當下滿足”。《原則2》中提出了“多代人心理周期”的觀點，提示我們國民認知和國家發展之間的關系的重要性。
“多代人心理周期”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人民和他們的國家都很貧困，他們也認為自己貧困，這個階段國家的發展速度取決于它們的文化和能力，這個階段的國家稱為“早期新興國家”；
第二階段，人民和他們的國家都富裕了，但他們仍然認為自己貧困，仍然努力工作，大量儲蓄，投資于人力資本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研發等。這個階段的國家稱為“后期新興國家”，一個大國走過這個階段后，通常會成為世界強國；
第三階段，人民和他們的國家都富有，他們也認為自己富有，人們的優先重點從強調努力工作和儲蓄以免受到困難時期的影響，轉為品味生活中更精美的東西，人們更愿意多花錢，藝術和科學通常得到蓬勃發展。這個階段的國家稱為“健康高峰國家”，美國在1950-1965年處于這個階段，中國正在進入這一階段；
第四階段，人民和他們的國家變貧困了，但他們仍然認為自己富有。此時債務相對于收入上升，勞動者的收入和支出都很高，由于基礎設施、資本品和研發方面的投資效率下降，城市和基礎設施變得陳舊和低效，國家越來越依靠自己的聲譽（而不是競爭力）來為赤字融資。這個階段的國家稱為“早期衰落國家”；
第五階段，人民和他們的國家都貧困，他們也認為自己貧困。這個階段的國家稱為“明顯衰落國家”。
3. 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要建設更加開放的知識、信息和觀念市場。并在此基礎上，提升治理的現代化、法治化水平。達利歐在上一本《原則》（2017）中倡導的核心工作原則是：創意擇優=極度求真+極度透明+可信度加權的決策，這對我們頗有借鑒性。
要讓“創意擇優”發揮作用，需要人們做三件事：
一是坦陳自己最誠實的想法，公開討論；
二是理性地表達分歧，進行高質量的辯論，拓展思路，盡量形成最優的集體決策；
三是用創意擇優來處理所有不同意見（例如可信度加權決策，即給一向有高可信度的發言者更高的權重）。
我在日常調研中發現，中國的制造業做得很好，政策和市場邊界也比較合理，充分發揮了民企的作用，讓它們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最終鍛煉出強大的中國制造。而服務業，無論是金融、房地產、教育、醫療、文娛、養老、媒體等等，一直磕磕絆絆。
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給消費者帶來了很大福祉，而服務業的不如人意則讓居民生活成本偏高，獲得感和幸福感下降。這里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服務業，有很強的干預性。不是說不應該干預，而是說，如果不能“創意擇優”，越干預可能越麻煩。而且干預也要走向法治化，不可隨意和任性。
最近大家都很關心人口問題，2021年全國人口只增加了48萬，“負增長”就在眼前，而2014年前后，有關部門及其周邊的人口學家的測算還是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將達到4.5，每年將出生四五千萬人，即使單獨二孩，生育率也會反彈到2.4。類似這樣與實際情況大相庭徑的判斷，誤導了多少政策，帶來了多少問題！這背后都有缺乏獨立思考和學術爭鳴、不實事求是的原因。
如果我們不能抓住目前中國制造充滿韌性、正向中高端升級的“窗口期”，在服務業領域全面提升水平，釋放活力，那么未來當中國制造因為成本上升步入調整期之后，誰來支撐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要做到政策擇優，解放思想、集思廣益、尊重常識與規律，是前提。
總之，《原則2》是一部有體系、有洞見的好書，達利歐本人也不吝嗇對中國的肯定和贊賞。他說：“我研究了中國這么多年，可以告訴你，如果換做是我的話，我幾乎會做與他們完全相同的事情�！�
但作為中國人，我們還是要記住，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尤其是外部溢美之詞越來越多的時候，更要自我反思，胸懷謙卑。
